苏辙《史官助赏罚论》原文逐段翻译
域中有三权：曰天，曰君，曰史官。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，而使之更相助。
天地之间有三种权力：天、君主、史官。圣人用这三种权力来裁断天下的是非，而且使他们互相交替帮助。
夫惟天之权而后能寿夭祸福天下之人，而使贤者无夭横穷困之灾，不贤者无以享其富贵寿考之福。然而季次、原宪，古所谓贤人者也，伏于穷阎之下，布衣饘粥之不给。盗跖、庄蹻，横行于天下，食人之肝以为粮，而老死于牖下，不见兵革之祸。如此，则是天之权有时而有所不及也。故人君用其赏罚之权于天道所不及之间，以助天为治。然而赏罚者，又岂能尽天下之是非！而赏罚之于一时，犹惧其不能明著暴见于万世之下，故君举而属之于其臣，而名之曰“史官”。
只因有天这种权力的存在，所以能够使天下人或长寿或夭折，或享福或受灾，从而可以使那些贤能的人不遭遇夭折横祸贫穷困苦的灾祸，不贤能的人不能享受富贵长寿的福分。然而像季次、原宪这样的古来所谓的贤人，退隐于穷街小巷，粗布衣、稠一点的粥都无法供给。而像盗跖、庄蹻这样的人却横行天下，用人肝作为粮食，却能老死家中，没有受到战乱之祸。像这些，就是天的权力有时候也有达不到的地方，因此君主用他们的赏罚的权力在天的权利达不到的地方，来帮助天的治理。然而君主的赏罚，难道就能穷尽天下的是非吗？何况赏罚只是一时的事情，还惧怕它不能够清楚明白的显露于万世之后，所以君主就把这个事情托付给他的臣子，而把这种官员称为“史官”。
盖史官之权，与天与君之权均，大抵三者更相助，以无遗天下之是非。故荀悦曰：“每于岁尽，举之尚书，以助赏罚。”夫史官之兴，其来尚矣。其最著者，在周曰佚，在鲁曰克，在齐曰南氏，在晋曰董狐，在楚曰倚相。观其为人，以度其当时之所书，必有以助赏罚者。然而不获见其笔墨之所存，以不能尽其助治之意。独仲尼因鲁之史官左丘明而得其载籍，以作为《春秋》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，虽其名为经，而其实史之尤大章明者也。故齐桓、晋文有功于王室，王赏之以侯伯之爵，征伐四国之权，而《春秋》又从而屡进之，此所以助乎赏之当于其功也。吴、楚、徐、越之僭，皆得罪于其君者也，而《春秋》又从而加之以斥绝摈弃不齿之辞，此所以助乎罚之当于其罪也。若夫当时赏罚之所不能及，则又为之明言其状，而使后世嗟叹痛惜之不已。
因此“史官”的权力和天、君主的权力相等，大致来说这三种权力互相交替补充，就可以使天下的是非无所遗漏。所以荀悦说：“每到岁末，史官就把一年的记录上交给尚书省，来帮助（确定）相关的赏罚。”史官一职的兴起，时间是很悠久的。其中最有名的在周朝有叫做佚的史官，在鲁国有叫做克的史官，在齐国有叫做南氏的史官，在晋国有叫做董狐的史官，在楚国有叫做倚相的史官。看他们的为人，来猜度当时他们所记载的事实，必定有些地方能够帮助君主进行赏罚。然而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记载了，因而也不能知道他们是如何尽到帮助君主赏罚的权力的。只有孔子借着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记载的鲁国史书，来写作《春秋》。对于这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进行是非褒贬，虽然它的名字叫做“经”，而实际上是尤为明显昭著的史书。因此齐桓公、晋文公对周王室立下大功，周天子用侯爵、伯爵的爵位来赏赐他们，赋予他们征讨四方诸侯国的权力，而在《春秋》一书里又屡次的表彰他们，这就是史书用来帮助天子奖赏那些有功的（臣子）的（表现）。吴国、楚国、徐国和越国这些僭越的国家都是得罪天子的，而在《春秋》一书中又对他们进行了斥责摈弃，不把他们列入同等的行列，这就是史书用来帮助天子惩罚那些有罪的诸侯国的（表现）。如果是当时的赏罚所没有来得及实行的，就在《春秋》里替君主明白的记载他们的功过，使后世的人为之感叹、惋惜不已！
呜呼！贤人君子之功烈与夫乱臣贼子罪恶之状，于此皆可以无忧其无闻焉。是故古者圣人重史官。当汉之时，号曰太史令，而其权在丞相之上。郡国计吏，上计于太史，而后以其副上于丞相、御史。夫惟知其权之可以助赏罚也，故尊显之。然则后之史官，其可以忽哉！
唉，贤人君子的丰功伟绩和那些乱臣贼子的罪恶行径，由此都可以不用担忧不传到后世了。因此古代的圣人非常重视史官。在汉代，史官名为太史令，他的权力还在丞相之上。郡国每年统计情况的官员，首先把各自的情况上报给太史令，然后才把副本上报给丞相和御史大夫。只因为知道史官的权力，可以用来帮助君主的赏罚，所以使他处于尊贵显耀的地位。既然如此，（对于）后代的史官，怎么可以忽视呢？
